文/康 杰

　　六月下旬以来，埃及总统大选成为牵扯各方神经的热点。一方面，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在埃及总统选举中胜出并宣誓就职，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非军人出身的总统；另一方面，延续了穆巴拉克时代的人事任命的最高宪法法院在大选前解散了穆兄会主导的议会，进而，军队高层组成的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SCAF）则在6月18日发布宪法声明，由军方代行包括制宪、预算和宣战等在内的国家核心权力，同时其内部事务不受民选政府干涉，从而将新总统的权力空间压缩至最低。

　　对此，舆论纷纷猜测，穆兄会上台，埃及会成为教权政治国家？军方是否会拒绝交权，进而引发类似于1991年阿尔及利亚内战的冲突？埃及与美国、以色列关系是否将经历重大变化，进而导致整个中东局势的紧张？

　　这类流行观点的谬误在于，不仅把所有伊斯兰主义政党混为一谈，意识不到穆斯林兄弟会所代表的较为务实的伊斯兰政治组织与更为保守和极端的派别（如萨拉菲派）的差异，而且从意识形态的偏好而非实际力量对比的角度来审视这场政治变革，从一开始就误读了大权在握的埃及军方在其中的真实作用与利益，对这场“革命”的实质和未来走向自然也会误判。

　　穆尔西的险胜和新挑战

　　尽管经营多年，且动用了在农村地区的大量宗教资源，甚至还加上了极端保守的萨拉菲派（Salafist）的决定性支持，但第二轮投票中仅得51.7%的选票，穆兄会与穆尔西的胜出实属险胜。如果考虑到两轮总统投票的低投票率，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埃及社会的分裂，也印证了民众对新政权的治国才能缺乏信任 。

　　更讽刺的是，穆尔西的当选本身，也不得不看代表传统权力的军队高层与司法当局的颜色。在提前知悉选举结果后，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事实上有另外两种选择，要么“做票”扶上更合心意的候选人沙菲克（Ahmed Shafiq），要么宣布选举无效。但军队高层为避免进一步的社会动荡，经过与穆兄会的讨价还价，最终支持了选举结果。按照中东学者林奇（Marc Lynch）的说法，正因此举，埃及才惊险地逃过了全局政治灾难。虽然这一过程的细节尚不为人知，但从穆尔西当选后便宣布退出穆斯林兄弟会（即使是形式上的），并在最高宪法法院和开罗大学的就职演说中反复强调未来国家的世俗与“全民”性质等事件中可见一斑。而就职演说后的阅兵仪式，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穆兄会与军方的“合作”前景。

　　虽然穆尔西当选后频频向基督教团体和妇女示好，承诺建立基于多元与宽容原则的政府，但是，少数族群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一切都只是以与军方的妥协与合作为前提。

　　这种不平衡的双头格局，在世界史上可以找到很多神似案例。穆兄会的权力来源于组织力、宗教感召力，以及选举的程序合法性本身；而军队（包括司法当局）不仅拥有枪杆子的暴力威慑，其权力也来源于其更高程度的组织力和传统合法性。这一政治格局像极了魏玛德国时期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军队（reichswehr）的关系，其共性包括：首先，社会分裂严重，即使执政党力量掌握形式政权，却缺乏足够支持；其次，军队成为事实上的裁判者和“国中之国”，政党完全无法与之匹敌，往往被迫服从和妥协；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两者的脆弱联盟，都因为第三方极端势力的存在，而变得复杂和微妙，在经济危机导致极端势力壮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通过选举赋权的“非强力组织”，与通过枪杆子和传统来保守权力的“强力组织”之间的持续僵局，几乎一定会为极端民意组织提供机会。

　　在魏玛德国的案例中，社民党与军队都幻想借助以纳粹为代表的极端势力来削弱对方，军队尤其如此，却最终引火烧身，相继覆灭。今天埃及案例中，穆兄会—军队联盟所面临的致命威胁，大概就是持续经济危机之下极端伊斯兰组织的膨胀与冲击。

　　因此，穆尔西及其新政府是否能够有效缓解以就业和投资不足为代表的严重危机，将是影响埃及未来政治格局走势的关键。众所周知，较大的青年人口比例与较少的国内经济机会，以及恶化的全球经济环境之间的巨大矛盾，是除海湾国家以外的整个阿拉伯世界所面临的治理难题。这一难题虽然可以通过短期内旅游业复苏等政策得以缓解，但长远来看要求综合性的全面社会转型。所以，明眼人一看便知，穆尔西接过手的，着实是一个烫手山芋。如果穆尔西失败，无疑将为穆兄会、军方和第三方极端势力之间的博弈增加变数。

　　“统而不治”：军队的如意算盘

　　在埃及政治中，军队一直作为独立的、能动的权力集团存在，构成了“政治强人—军队”的政治格局，在其中，作为利益整体的军队与政治强人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过。虽然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这三代领导人均是出身行伍，但他们一旦掌握政权，便拥有了独立于昔日袍泽的政治利益。纳赛尔通过在军人中扩张政党工具与意识形态，与军方高层竞争对军队的控制权，萨达特则通过打压和裁撤军队规模来扫除内外政策上的军方阻力，而穆巴拉克则通过经济上的收买与拉拢，换取军队对其家族利益的承认 。

　　总体而言，军队在埃及政治中的角色经历了从“台前”到“幕后”，从直接参与到重点操控的转变。在纳赛尔时代，以阿梅尔将军（Abdel Hakim Amer）为代表的军队高层直接挑战其权威，与其竞争在文官系统和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而在萨达特执政期间，军队政治影响力被大幅削弱和剥夺，以至于穆巴拉克在其继任初期，开始着手平息军队的不满与反叛情绪。军方的经济权力在穆巴拉克时期大大提升，开始不再向以往那样要求较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是闷声发大财，“统而不治”。

　　在穆巴拉克统治后期，随着军方自身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团体，军方高层与穆巴拉克及其家族的矛盾开始凸现，在穆巴拉克继承人的问题上，分歧尤为严重。

　　埃及军方自穆巴拉克执政以来，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军方涉足大量的民用经济部门，根据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的报道，军方经营的生产部门占据了埃及经济约15%-40%的份额，这一庞大的“灰色经济复合体”能生产从平板电视、汽车、家用电器到意大利面条的一系列商品。军方还以政府名义买卖不动产。此外，埃及拥有阿拉伯世界最大、最完整的国防工业，这些国防工业挂在国家名下，其实均由军方经营。

　　而另一方面，穆巴拉克的儿子，钦定继承人贾马尔（Gamal Mubarak），因为经营投资行业，与军方多有不睦。他在2005年之后，主持国家经济计划的制定工作，并积极策划改革，更是触动了军方视为禁脔的基础设施和不动产行业。军方不满于穆巴拉克政权的世袭化，对“未来领导人”的人选尤其不满。根据维基解密披露的档案材料，2010年，美国驻埃及官员曾经透露，一旦贾马尔接替穆巴拉克，军方将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明白了军方“国中之国”的地位，明白了穆巴拉克家族对这种自治地位的损害，军队在2011年反穆巴拉克的群众运动中的倒戈，以及在2012年6月18日的宪法声明中的立场，便很好理解了。

　　如果从埃及传统政治主题中来审视，这场政权更迭实际上可视为军方对群众运动浪潮的一种借力，借群众抗议来逼迫穆巴拉克下台，进而重新规划适合自身利益的政治议程。换言之，在除掉了触犯其集团利益的政治强人之后，寻找另外的，能够认可和保全其“国中之国”地位的政治盟友，只求能够驾驭，而至于这个盟友是谁，是否拥有选举程序的合法性，并不重要。从这个角度而言，穆兄会这个“弱盟友”的未来改革，恐怕将很难触动军方的庞大经济帝国。

　　另一方面，埃及军队“统而不治”地位的基石，除了其经济利益之外，还有萨达特以来埃以和解政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埃美同盟和美国军事援助。作为最大的美援接受国，在确认穆兄会的态度之前，军方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将关键的对外政策制定权握在自己手中，防止对外政策的波动。

　　美国：穆兄会，敌乎，友乎？

　　与流行观点主张的相反，“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世俗政权不一定是美国的盟友，伊斯兰政治与美国之间也不总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伊拉克、叙利亚都是世俗政权，而海湾君主国这样的保守伊斯兰国家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在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中，欧洲、日本这样的“大陆桥头堡”国家一定要与自身享有同类意识形态和政体，而诸如埃及、土耳其、新加坡、海湾产油国这样的“战略枢纽”盟友，却往往保持了威权主义的、“非民主”的、至少是军队干政的政治结构。归根结底，后一种政权更易从外部操控，从而确保其长期的稳定性 。

　　正因如此，“阿拉伯之春”和拥有浓厚反西方传统的穆斯林兄弟会的上台，对美国着实是道难题。是要稳定，还是要一贯秉持的“民主价值”？而“战略东移”的大背景，以及埃及局势的自身运转逻辑，事实上也不由得美国选择，只能在“顺应中东民主潮流”的同时，试图对新上台的政治势力施加更多影响，寻求稳定的外交政策承诺。最好的前景，无非是类似于土耳其，既有“自由民主”的程序正义，又有军队时刻保持国家政治的世俗化方向和亲美的外交政策。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穆兄会与军队的脆弱联盟，虽然眼下有了良好开局，但是能否应对复杂的治理危机，以及不可小视的极端主义势力，事实上仍是未知数。阿拉伯人毕竟不是突厥人——后者固然是穆斯林民族，但泛突厥主义的号召力不逊于真主，这使其可以获得伊斯兰主义之外的民族整合资源。而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褪色之后，伊斯兰主义似乎成了唯一具有普遍号召力和活力的思想武器，而这自然也为其未来的社会政治变迁和对外关系趋势增加了诸多变数。